9月12日至1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习近平主席在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金砖国家要做“四大先锋”的重要主张。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四大先锋”的重要主张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金砖国家应如何深化务实合作？开源人工智能能否使全球南方国家形成新的后发优势？围绕上述热点问题，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进行深度解读。
把握“四大先锋”的时代价值
记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您认为这传递出怎样的关键信息？金砖国家如何把理念倡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林毅夫：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变革的关键动因是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由全球北方国家主导形成，这套体系对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公平。即便制度环境不利，全球南方国家仍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按购买力平价口径计算，金砖国家11个成员国GDP总量已经超过七国集团；如果纳入10个伙伴国，金砖国家的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基于此，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理应主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能惠及全球南方国家，而且将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都带来利好。
“四大先锋”的重要主张正是对这一现实的集中回应。推动创新发展，为全球增长注入关键动力；维护和平稳定，为各国发展创造基本前提；倡导文明互鉴，意在打破过去“北方教、南方学”的单向输出模式。如今，部分领域我们可以继续向北方国家学习，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也要相互学习借鉴，北方国家同样可以汲取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拓展世界各国互学互鉴的广度。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是保障上述目标落地的制度基石。变革旧有体系绝非易事，这就需要一批先行者主动担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迭代更新，为世界各国人民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记者：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期待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更大话语权。金砖国家如何助力全球南方提升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
林毅夫：既有国际机构投票权分配方式已和当前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现实不相匹配，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日益凸显。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亟需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
推动制度变革充满阻力，但只要各方秉持相互合作的精神，就能够找到破局之道。归根结底，发展是破解全球各类挑战的根本出路。消除贫困饥饿、改善民生健康，离不开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亦需依托绿色发展。倘若全球南方国家无法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负面影响终将传导至北方国家；反过来，全球南方若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会为北方国家开辟广阔市场空间。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就要转变发展理念、完善全球治理，可先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入手，推动惠及全球南北各方的制度变革。
依托比较优势实现共同发展
记者：您曾提出，南南合作需跳出单一援助思维，依托新兴经济体工业化的实践经验，帮助低收入国家挖掘自身潜在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结构性转型。怎样才能真正撬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林毅夫：长期以来，国际发展机构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多属于人道主义无偿援助，存在明显局限。如果援助不能助力受援国形成自生能力、走上自主可持续发展道路，那么援助资金退出之后，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还会反复出现。
不论是全球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持续发展才是第一要务。凡是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增加居民收入、创造体面就业，并且遵循平等可持续原则的合作模式，都属于有效的发展合作。我们不能简单把“资金拨付、短期减贫”当作评价合作成效的唯一标尺。单纯的人道主义帮扶治标不治本，发展才是化解各类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围绕生产率提升开展生产性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教育、卫生领域的投入缺一不可，不能片面偏重教育、卫生等领域，忽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没有生产性产业作为根基，即便国民受教育水平提高，也会衍生新的社会矛盾。例如，高素质劳动者难以找到匹配的岗位，可能会造成人才向外流失，大量无法跨境流动的劳动群体就业预期落空，容易积累社会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新的合作思维，超越传统援助模式，推动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记者：我国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方法论指引。其他金砖国家可以从中国发展实践中借鉴哪些经验？
林毅夫：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维度，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发展重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意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其中，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至关重要。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创新成果才更具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积累物质财富，才有条件破解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更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遵循比较优势，出口本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口自身存在供给缺口的产品，既有助于在国内最大限度创造就业岗位，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又有助于依托开放的国际合作，为其他国家带来增长动能。
因此，最值得各国借鉴的经验就是立足本国禀赋、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各国坚持这一原则，既能够实现本国经济向好，也会为世界其他经济体创造增长机遇。
记者：中国和印度同为金砖创始成员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中印两国应当如何深化协作，推动金砖机制不断发展壮大？
林毅夫：中印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两国都怀揣提高国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发展愿景，而经济发展是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途径。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应当发挥本国比较优势。202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1556.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两国经贸结构高度互补。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空间、快速迭代的创新应用、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印度拥有数量充沛的年轻劳动力且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突出优势。两国立足各自比较优势，完全可以构建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作为金砖国家中体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印携手，能更好发挥金砖和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动力源作用。
善用人工智能激活增长动能
记者：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中方提出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开源人工智能能否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回望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以人均GDP来衡量，全球发展差距相对有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加速，西欧率先抓住机遇，北美紧随其后。北方国家把握住了前三次工业革命机遇，而全球南方逐步落后，世界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果全球南方国家不能拥抱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南北发展鸿沟还会持续拉大。
当前，中美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两大引领者，两国技术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发展人工智能高度依赖资本投入。据高盛测算，2025年至2030年，美国4家科技巨头用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将达约5.3万亿美元。巨额资本投入必然对商业回报提出较高要求，将导致系统难以开放，使用成本居高不下。中国更多依靠人才、算法与工程创新，整体成本更低，有利于实现技术开源。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开源开放，能够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借助人工智能提升生产效率，避免进一步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拥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在布局本国具备比较优势的全新产业时，可以直接采用最新技术，产业落地之初就嵌入人工智能工具。发达国家即便拥有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但还要付出成本去改造传统产业。
在这场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中国的发展路径既惠及本国，也利好全球南方国家，长远看同样能够造福北方国家。中国人工智能打破国际上原有的技术垄断，能实现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使用成本更低，搭建起各国都能攀登的“数字阶梯”。
记者：获得人工智能技术是第一步，还需要哪些条件，发展中国家才能把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林毅夫：第一，推动数据共建共享。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要素，各国数据基础差距悬殊，可以依托世界数据组织这类多边平台推进数据共享。第二，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可及，如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拓展技术共享渠道。
当然，各国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最终还是要立足自身国情自主推进。各国的生产条件、经济规模、市场准入情况各不相同，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也差异较大，因此必须培育本土人才，完成技术本地化适配和改造。这一切的前提是，能够低成本获取人工智能技术。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这将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凝聚共识深化务实合作
记者：中国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下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外部环境已然改变，应当如何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林毅夫：外部环境变化的深层动因复杂，不少都与北方国家相关。一些国家提出所谓“去风险”论调，本质是本国部分产业丧失比较优势之后，不去着力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反而设置贸易壁垒，试图以高昂成本扶持本国不具备优势的产业。这种做法只会拖累自身经济增长，不仅解决不了现实矛盾，还会衍生更多经济社会问题。
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都向往发展、追求国民收入提升、力图向全球技术前沿迈进，遵循比较优势就是最优路径。积极合作，摒弃霸权思维，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有助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这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启示，要想加快追赶步伐，立足比较优势是不二选择。这套逻辑同样适用于北方国家。脱离本国比较优势，短期或许可以维持表面繁荣，长期必然付出代价，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收入增长乏力，高质量就业供给不足，进一步诱发各类社会矛盾。长远看，世界各国终将形成这样的共识：发挥比较优势，尊重国际产业分工的客观规律，才能互利互惠，携手迈向共同繁荣。这也和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一致，我们强调各地区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四大先锋”的重要主张，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当前，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凝聚共识并参与全球议程的重要平台。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相信中国将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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